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母亲爱赌钱|干部南下70年:千里“大输血”

2020-01-11 16:59:19 | 春华新闻

母亲爱赌钱|干部南下70年:千里“大输血”

母亲爱赌钱,当地群众热烈欢迎“南下干部”

70年前,在人民解放军解放全中国的滚滚洪流中,为了接管、巩固新中国政权,支援南方广大新解放区建设,北方各省纷纷抽调大批党政干部随各路人民解放军南下。数以万计的党政干部、共青团员冒着没有散尽的硝烟,远离家乡,浩浩荡荡向南方挺进。

“干部南下”是中共中央根据革命形势需要作出的一项重大战略决策,因人数众多、成建制输出、发挥作用巨大,成为中国革命史上的光辉一页。

1948年9月,中共中央在西柏坡召开政治局会议,史称“九月会议”。会上,毛泽东提出:“战争的第三年内,必须准备好3万至4万下级、中级、高级干部,以便第四年内军队前进的时候,这些干部能够随军前进,能够有秩序地管理大约5000万至10000万人口的新开辟的解放区。”

按照“九月会议”方针,1948年10月28日,中共中央做出《关于准备五万三千个干部的决议》,将所需干部分配给华北、华东、东北、西北、中原5处。按照中央整体调出的要求,承担南下任务的各级党委政府要成建制确定南下干部人选。具体来讲,就是既有军事、党务、机要、政府、工农青妇,也有经济管理、财政、银行、贸易、通讯社及报纸等。各部门之间按比例配备,各部门内部还要有高层、中层、基层各个级别,以保证能够以这些干部为骨架,尽快构筑起新解放区的各级政府机构和党务机构,使各方面工作都能有人着手开展。

如何保质保量完成任务?各级党委在干部中先开展了系列学习活动,使党员干部坚定革命信念。此外,针对有些干部害怕过江后语言不通、水土不服等问题,各级党委政府积极回应、详细解答,有的地区还请以前的南下同志写信或做报告介绍经验,消除顾虑。对那些小富即安、斗志松懈的干部给予了批评。各级领导干部,尤其是高级干部纷纷带头表态要坚决报名南下,用实际行动影响带动了一大批党员干部。

干部南下的最大任务,就是进入南方各个地区开展各项接管工作。每到一座城市,“南下干部”首先成立军事管制委员会,遵循“各按系统、自上而下、原封不动、先接后分”的接管政策实行军事管制,同时联系群众,团结各界人士,建立各界代表会和工青妇等群众组织和团体,争取各界各阶层人士的支持。

例如,在1949年上海市的接管工作中,“南下干部”纵队先在丹阳进行了集训,制定接管方案。5月28日,简单举行了接管国民党市政府的仪式,中共上海市委与接管会即开始办公。到6月2日,在短短数天之内,上海市国民党政权下的警察、党务、行政等各个部门单位均顺利被中共接管。整个上海市政权的接管工作高效而稳健。社会稳定,人心安定,商店照常营业,工厂复工,水电未停,人民生活也未受到严重影响。当时,很多敌对分子狂妄叫嚣着“共产党打得下上海,但是管不了上海”的预言也随即迅速破灭。

新政权建设时期,“南下干部”纵队更是与南方当地人民融为一体,忘我奋斗,他们对南方,尤其是大西南地区的建设作出了重大贡献。

以湖南为例,来自山东、山西、河南、河北、北京、天津和东北等各老解放区近15000名党员干部、共青团员于1949年7月至1950年6月间,先后进入湖南。从北方到南方,交通不便,碾转数千里,历经艰辛,甚至有干部因散兵游匪袭击而牺牲,出师未捷身先死。入湘以后,“南下干部”纵队又面临语言不通、环境差异的诸多不便。然而,“南下干部”纵队凭借坚定的革命信念与意志,呕心沥血,在湖南的接管与建设工作均取得了令人瞩目的历史功勋。

入湘之初,“南下干部”纵队分赴各地开展接管建政,清匪反特,巩固政权成为首要任务。三湘尤其是湘西,情况复杂,土匪如毛,很多干部在剿匪中献出了宝贵的生命。与此同时,“南下干部”纵队迅速展开筹粮支前、土地改革、培训干部、恢复生产等工作,巩固了新生的革命政权,赢得了湖南人民的衷心拥护和信赖。形势稳定下来之后,“南下干部”纵队即把湖南当作第二故乡,为三湘四水大地奉献着宝贵的青春与全部的心血和智慧。20世纪50年代治理洞庭湖,60年代数百处大中型水利水电工程、大规模钢铁工业建设,70年代的湘黔、枝柳铁路三线建设,80年代以来的湖南改革开放等等,无不凝聚着“南下干部”纵队智慧的心血。

文|路福贵

1949年5月10日,我参加了冀东解放区南下干部工作团随军南下,经过长途跋涉,于10月11日到达邵阳。

当时邵阳刚刚解放,百废待兴。我们一进入邵阳,就开展了紧张繁重的接管建政、剿匪安民、征粮支前、减租反霸等工作。县委抽调了30多人下乡。我是邵阳县委秘书处干事,积极地报了名。我当年16岁,不仅没有工作和社会经验,更重要的是语言不通。

邵阳境内主要以汉族为主,也杂居了不少苗、瑶等少数民族,所以邵阳的文化中留下不同的民族因子。邵阳话大概从宋代(11世纪)开始形成。因为邵阳“八山二水一分田”的地貌,交通不便,十里不同音现象非常严重。

我因为听不懂邵阳方言,还闹了不少笑话。有一次,我到邵阳第七区政府开会,走在乡间石板路上,来到一个三岔路口。那里立着一块石碑,右面刻着“弓开弦断”,左面刻着“箭来碑挡”,碑中间刻着“左走谭府”“右走陈家坊”。我问一位老乡:“请问,区政府往哪边走?”那位老乡说:“嗯晓得。”邵阳人讲“嗯晓得”就是“不晓得”。但北方人错把“嗯”当成了“你”。我把邵阳话“嗯(不)晓得”听成了“你晓得!”我大惑不解:“我晓得,还问你干吗?”闹出很大误会。

在“十里不同音”的湖南乡村,我简直就是一个聋子、哑巴,寸步难行。我想,工欲善其事,必先利其器。于是,我像学外语一样,用一个小本子记了不少邵阳话和普通话对照发音的单词。由于认真学习,我对邵阳话的理解能力有很大提高。但是,我讲起话来速度极慢,南腔北调,有时还要翻本子。

而下乡时我结识了一位本地干部杨蒲英,她话音委婉、口齿清楚、抑扬顿挫、行云流水,她讲话,不论南方人、北方人都听得懂。这个16岁邵阳妹子竟然成了工作组的骨干,队长也把她当成了助手、翻译和顾问。

1949年我们相识,我向她学习邵阳话,她向我学习普通话。1956年,她已经是县妇联主任,我也是办公室主任。后来我们终于超越同志、战友关系,结为夫妻。在以后的人生旅途中,我们相濡以沫,相携一生。

(资料来源:摘自《党史文苑》闫峰 王兆辉/文、《文史博览》路福贵/文、《中国组织人事报》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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